成人和儿童之间的语言误区——温存和激情的语言

原创 李晓驷

      参加施琪嘉和哈罗德两位教授联袂推出的《精神分析16大经典案例》课程，《第12讲 费伦齐》中哈罗德谈到费伦齐对精神分析发展的几大贡献，其中就有他的一篇文章《成人和儿童之间的语言误区——温存和激情的语言》。突然想起约在20年前曾翻译过这篇文章，记得当时的原版是德文，翻译过程极为艰难，错误也在所难免。

成人和儿童之间的语言误区

（温存和激情的语言）

1932年9月于Wiesbaden召开的第12届世界精神分析大会报告

作者：S．Ferenczi    翻译：李晓驷

    本不该在此大会上做与性格与神经症的形成无关的报告。

    我对能在此做这样的报告感到高兴。或许有必要先向大家说明一下，我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题目的。我在弗洛伊德教授75岁生日时于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上所做的报告中，向大家报告了关于技术的退步、也包括部分有关神经症理论的退步的问题，对此我必须承认自己犯了一定程度的错误或是说没有取得圆满的成功。我的意思是，要再次强调“创伤性时刻”在神经症发病机理中的作用，而这一点*近却毫无道理地被人们忽视了。对外源性创伤性时刻不够深入的研究会导致一种危险，使人们过早地用素质性的因素来解释问题。我要说，那些在我的诊所里经常发生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现象、那些创伤性体验近乎于幻觉似的反复重复，使我感到有希望，通过这种压迫性情感的大量发泄能够在意识层面的情感生活中达到效果，尤其是因为通过精神分析的工作阻断了不恰当的情感的发展，能使得临床症状很快消失。遗憾的是，这种希望并未能完全实现，而且有些病例甚至使我陷入尴尬的境地。在精神分析中所鼓励病人再现的“重复”，被再现得太过分了。总之，某些症状得以明显改善，但病人却陷入夜间的焦虑状态，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出现严重的梦魇，一次次的分析治疗逐渐蜕变成一次次歇斯底里性焦虑的发作。尽管我们对这些具有威胁性的症状进行了分析性的处理，使得病人信服和宽慰，但却没有持久的疗效，次晨病人依旧重诉着那刚过去的恐怖之夜，而这次的分析又是一次创伤的重复。遇到此种尴尬的情况，我总是在相当的程度上满足于做出如下的解释：病人的阻抗太强或病人压抑太深，只能使其逐步释放和分阶段进入意识层面。但是，由于长时间的没有明显的变化，使得我不得不再次对自己进行反思。当病人以其无情的、冷冰冰的，却是放肆的和残酷的口吻称呼我时、当病人指责我自私自利、没有人情味和傲慢自大时、当病人对着我大喊：“您倒是帮帮我！快点！请不要让我无望地离开”之时，我就开始仔细地倾听其背后的含义，并且审查我自己的良心，是不是在为病人着想的良好的愿望的背后尚隐藏着什么。顺便说一下，病人像这样激动和发怒的情况较为少见。更常见的是每次治疗都是以病人的反应平淡、几乎是毫无办法的顺从、接受我们的解释而告结束。但这种匆匆收场的印象使我预感到，这种顺从隐藏着憎恨和愤怒，我也就开始鼓励病人不要有任何顾及我面子的想法。即便是这样的鼓励也同样少有成效。大部分的病人强烈地拒绝我的鼓励，尽管他们受到分析规则的充分保护。

    渐渐地我确信病人对分析师的愿望、倾向性、情绪、同情和厌恶的感觉是极其文雅的，而病人甚至分析师本人对这种感觉均浑然不知。他们对于分析师的过错或过失不是提出反驳意见，而是对分析师予以认同。只是在某些歇斯底里性激动的特殊情况下，即在接近意识障碍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提出抗议，而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不允许他们批评我们，他们想不起来批评我们，只有当我们对其予以特别允许时，即我们鼓励他们直接提出这些批评时，他们才会这样做。我们必须做到，不仅要从病人的自由联想中推测出那些过去发生的令人乏味的事情，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从中看到目前病人对我们的急切的或是隐讳的批评。

在此方面我们所遇到的阻抗并不微弱，而且这种阻抗不是来自病人而是来自我们自身。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尽可能做好自身的分析直至被彻底分析，要认识到自身所有的不受欢迎的外在的以及内在的特征，以使我们能够领会病人的自由联想中所包含的所有憎恨和鄙视。

    这就引出另外一个分析师们在分析治疗时所遇到的且变得越来越重要的问题。不要忘记，对神经症的深层次分析治疗一般都需要进行数年，而一般性的教学分析通常只需要数月或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这就导致出现一种不成体统的情况，即我们的病人渐渐地被分析得超过了对我们自己的分析。这就是说，病人表现出了想批评我们的苗头，但却不能将它们表达出来，他们在我们面前常常表现得极其的谦恭卑下，显然这是由于他们不能批评我们或是因为担心批评我们会使我们不喜欢他们的结果。

    病人对我们的迫切批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我们的所谓“职业性的虚伪”。当病人进入我们的房间，我们便很有礼貌地向病人问候，激发他们从自由联想开始，向他们保证我们会仔细地倾听并为他们的安康以及分析解释工作奉献出我们的全部精力。但实际上，我们很难忍受病人的某些外在的或内在的特性。或者我们会感到，也许是由于分析工作使得我们的受到了不情愿的职业性的和人格上的伤害。对此我认为，除了分析使我们自身受到伤害的原因并就此与病人进行交流之外，我们别无它法。要把这些原因看作是事实，而不仅仅只是可能。

    奇怪的是，这种放弃直到目前为止仍难免被认为是“职业性的虚伪”而偏要去伤害病人的做法，却令人意想不到地容易获得的效果。即便出现创伤性的歇斯底里性的攻击行为，其程度也轻微得多，也不会因既往的不幸事件猛然再现于思维之中以致再次失去心理平衡。病人似乎具有了成熟的人格了。

这种情况是怎么产生的呢？医生和病人之间存在着一些未挑明的不真实的关系，就此问题与病人进行讨论可以起到所谓“打开病人的话匣子”的作用；分析师承认自己的错误可以获得病人对其的信任。这似乎是说，时不时地犯些错误，再向病人承认有着很多的好处。但是这种想法纯粹是多余的，因为我们不这样做就已经犯了足够多的错误。高智商的病人有理由为此指责我们：“您*好是别再犯任何错误，尊敬的博士先生，您也许会从犯错误中得到爱虚荣的美名的。”

    有了对这种纯技术性问题的看法和解决的方法，就使我能够涉及至今未被人们所注意到的或注意不够的问题。精神分析时的情景，即：预订的冷淡态度、职业性的虚伪以及在其后隐藏着的全身每一根汗毛都可以感受到的对病人的厌恶，与当初——我指的是在儿童时期，使病人产生疾病的实际情况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由于精神分析为病人所提供的这样的一种情景近似于创伤的再现，因此我们也就制造了一种令病人难以承受的实际情景；毫不奇怪，这种情景所导致的后果只能是初始创伤所致的后果，而不可能是其它的或是更好的后果。实行自由批评，能认识到错误并放弃错误，给我们带来的是病人对我们的信任。这种信任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在对现时状态与不堪回首、造成创伤性体验的过去之间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的，这种比较是不可避免的，通过这种比较，人们不再把过去当作幻觉似的再现，而是将其作为被唤醒了的客观记忆。例如在我实施“积极治疗”时，在我保持职业性虚伪时，我的病人是以严厉的目光开始其隐藏的批评的攻击步骤的，这使我学会了如何识别和把握两方面的夸大现象。我非常感谢我的病人，是他们教会我认识到我们做出了太多、太多的拒绝，我们过于拘泥于确凿的理论体系而常常置影响我们的自信和权威的事实于不顾。一句话，我知道了不能控制歇斯底里性发作的原因以及如何使之继而获得成效。我就像一个精明的妇女，不论她怎么摇晃和呼唤都不能将她患神经疾病的女友从昏睡状态唤醒。忽然间她想了主意，她用儿童戏耍的口吻呼唤道：“打滚吧，嬉戏吧，孩子”，随之其的呼唤，病人就完全按其的指令活动起来。在分析治疗时我们也提到“退化到儿童时期”，但我们自己却常常不相信这种提法究竟正确到什么程度。我们常提到人格的分离，但似乎并没有深刻认识到分离的含义。如果我们仍以冰冷的教育方式对待一个幼儿般的病人，那么我们就会失去与病人沟通的*后的机会。晕厥的病人在其意识恍惚之时就是一个儿童，对于理智性的解释他是不会有何反应的，充其量他也只能对母亲般的友善行为做出些反应，除此之外他所感受到的只是极其危险的孤独和被遗弃，即处于一种无法承受的与过去曾出现过的并导致今后某一时候出现精神分离和疾病状态完全相同的状态。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病人除了保持疾病状态之外——即受到刺激就重现精神症状，别无其它选择。

    这里我不得不说，病人对演戏式的同情话是不会有所反应的，病人接受的只有真正的同情。病人究竟是通过我们的语调还是通过我们所选用的词汇，还是通过其它什么方式识别出真假同情的，我还说不清楚。不管怎样，他们对分析师的想法和情感有着异乎寻常的，几乎是超常的洞察力。要想迷惑病人几乎不可能的，如果试图这样做，只能有坏的结果。

    请允许我从几个角度来阐明这个问题，这样可以帮助我说明这种与病人的微妙的关系。

    首先要重新看待我以前提过的假设，即不能过高地估价创伤，尤其是性创伤在致病中的作用。正如人们斗胆预言的那样，即便是生长在被认为是充满清规戒律思想的家庭里的儿童，也常常真的沦为强奸者的牺牲品。他们这些无知无识的儿童要么被他们的亲生父母当作自我满足的病态替代品，要么就是被那些被他们所信任的人，如亲戚（舅舅、姑姑、爷爷奶奶）、家庭教师，家庭服务人员，所摧残。遗憾的是，对此的抗议，（可想而知）却因在精神分析中存在大量的事后自行忏悔“翻供”，以及病人自己曾强奸儿童的事实而变得苍白无力。（这涉及儿童自己的性幻想，即癔症性谎言，）当不久前一个充满仁爱思想的教育工作者绝望地找到我并告诉我，他在每5个高层次的家庭中就可以发现一个家庭女教师与9-11岁的小男孩过真正的性爱生活的例子时，我已经不再感到吃惊了。

    导致乱伦诱惑状态的典型的方式如下：

    一个成人和一个孩子相亲相爱；孩子有游戏性的幻想，想扮演母亲的角色来与成人一起玩耍。这种游戏可能也是性爱的一种形式，但只停留在温存的水平。但在有着病态要求的成人这边却不是这样，尤其是当他们因遭受特殊的不幸，或因急于享受而失去心态平衡和失去自我控制时。他们将儿童的游戏当作性成熟的成人的性要求或不顾后果与其发生性行为。实际上，蹂躏尚处吃奶年龄的小女孩，或与之类似的妇女玩弄小男孩以及强行实施的同性恋性的性行为均属常见现象。

    很难猜测儿童受到此种强暴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和感受。他们的**个冲动可能就是拒绝、憎恨、厌恶、尽力防卫。“不！不！我不愿这样，我受不了，我难受，放了我吧！”如果不是因极度恐惧而被吓懵了的话，他们的直接反应就应该是这样或与此类似。儿童感到他们在肉体上和道义上都毫无办法，他们的人格远未成熟到能有抗议的想法，成人的无法抗拒的力量和权威使得他们沉默，这也常常剥夺了他们的知觉。然而，当恐惧达到一定的强度，他们就会被迫自动地屈从于成人的意志，猜测成人的每一个冲动性的要求并按要求去做，忘却自己的一切而暂时认同攻击者。通过认同，我们称之为对攻击者内化，外界的现实消失了，它们不是存在与外界了，而是存在于内心世界。现实是以一种梦样状态潜伏于内心世界，就像使人处于梦样恍惚状态一样，就是说可以导致原始事件的过程以及相应的享乐原则发生幻觉样的正性的或是负性的改变。一句话，不再把将攻击事件作为确实存在的外界现实，儿童也就在这种梦样状态中得以保持其的早年的温存状态。

    然而，在导致儿童在内心世界中对成人性伴侣予以焦虑性认同的过程中，*为重要的变化，就是对成人罪恶感的内化，正是这种罪恶感使得儿童无害的游戏行为似乎变成了惩罚行为。

    当儿童从这种攻击中恢复过来后，他会感到无比的困惑，实际上已经分裂了，无罪与有罪并存，不再信任自我的感觉。此外在良心上更受折磨和对此恼怒不堪的成人的粗暴态度，也加重了儿童的罪恶意识和害羞心理。施暴者几乎总是做出一副似乎什么事也未发生的样子，并且还自我安慰地想着：“哎呀，他只不过是个孩子，他什么也不知道，他会忘掉一切的。”施暴者在此事件之后变得过分地讲道德和信仰宗教，以及通过这类严厉行为来平抚儿童心灵的情况并非少见。

    一般情况下，儿童与另一位信任者的关系，例如与母亲的关系，常不亲密，达不到寻求其的帮助的程度；如果不是极力寻求帮助的话，母亲常将其视为无稽之谈。受到强暴的儿童变得机械般地听话，或者变得不听话，而为什么不听话他自己也搞不清。他们的性生理不再进一步发展，或者发展成异常的性欲形式；可能在这种异常基础上会出现神经症或精神病，但在这里，我不把其视为神经症或精神病。此种观察的科学意义在于可以由此得出以下推测：远未发育成熟，过于软弱的人格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本人不乐意的事件时，不是防卫而是对威胁者和施暴者予以焦虑性的认同和内化的原因。这时我已明白，为什么病人是如此固执地拒绝听从于我，当我劝说他们时，正如我可预料的，他们给予的是令人感到冤枉的不情愿，夹杂着憎恨和防卫的反应。他们的部分人格，即其人格的核心部分，不知在什么时候在某一个层面隐藏起来了，对此人们还无法以异体成型术的方式做出反应，而只能以自体成型术的方式、同时也是以一种适应的方式做出反应。我们由此得知一种只含有自我和超我的人格类型，这种人格类型缺乏在不乐意的情况下维护自己的能力，这与一个尚未完全成长的孩子在没有母亲般的或其他特殊的保护且又缺乏足够的温存时无法忍受孤独的情况完全一样。我们必须回到弗洛伊德早就形成的思路上来，他当时就指出，爱客体的能力先于认同阶段出现。

    我想把此阶段称之为被动性的“客体爱恋（Objektliebe）”阶段或“温存（Zaertlichkeit）”阶段。客体爱恋的痕迹已表现出来，但只是以幻想和游戏的形式存在。几乎无一例外，儿童游戏时，扮演的都是与自己同一性别的父亲或是母亲角色，以成为与自己性别不同的一方的婚姻对象。但一如上面所说，这仅仅只是幻想。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是不能缺少温存尤其是母亲的温存的。如果儿童在温存阶段被强加了过多的爱或他所希望得到的其它形式的爱，同样也可能会招致病理性的结果，如总是出现的对爱的拒绝。还可能导致各种类型的神经症和个性问题，这些都会招致过早的不幸的、充满了罪恶感的、凑合性的婚姻。其结果只能是我在报告的标题中所提到的各种语言混乱。父母和成人必须像我们分析师在分析治疗时那样学会忍耐，要认识到在低三下四的背后隐藏着崇拜，而在儿童、病人和学生对我们移情性的爱恋的背后则是那种渴望摆脱令人窒息性的爱的愿望。如果能帮助儿童、病人或是学生放弃认同反应，对给他们造成麻烦压力予以防卫，那么就可以说我们已成功地将他们的人格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还想就与前述系列观察有关的几个问题简短地说几句。我们早就知道，不仅是强迫性的爱，难以忍受的惩罚措施同样也在其中起作用。或许通过上述解释可以使对此种看起来似乎是毫无意义的反应的理解变得容易一些。成人严厉的、常常是狂怒的惩罚，把儿童游戏性的违规行为变成了实际性的违规行为，其结果只能是使本来并未感到有罪的孩子变得抑郁。

    在分析性的恍惚状态时所出现的现象使我们了解到，如果不触及导致人格分裂的（伤痕）内容就不会出现休克，不会出现惊恐。人的心理有一部分处于未受创伤之前的极乐世界并试图对创伤视而不见，对此没有哪一位分析师会感到吃惊。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种机制对认同的产生有影响，而对此我了解得并不多。我是指人们在受惊吓之后会在突然之间令人吃惊地、就像变魔术似的出现的以前未曾有过的能力。人们会由此立即想起魔术师玩的魔术，他们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撒下的种子，眨眼之间成了盛开的鲜花。*重要的是，尤其是对死亡的恐惧，似乎有一种力量，能将尚未显现、处于静静地等待成熟的某种潜在素质突然唤醒并在日常生活中显现出来。受到性攻击的儿童会在面临创伤的紧急情况下，突然展现出他们可能早已形成的潜在的婚姻嫁娶的能力和成为母亲或父亲的能力以及所有成人的情感反应。人们完全可以相对于我们非常熟悉的退化将其称为创伤性（病理性）的进步或早熟。由此很容易使人们想到被鸟啄过的果实会很快成熟或变得甜蜜，或者被虫蛀的水果会早熟。令人休克的事件不仅可以使人在情感上突然成熟，而且也可以使人的智力突然成熟。我想起了一个已被我隔离多年的一个典型的关于知识渊博的婴儿之梦，在这个梦中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或是正处于摇篮中的孩子突然开始说话，他学会了整个家庭的聪明才智。对毫无顾忌、疯狂的成人的恐惧使得儿童成了“所谓的精神科医生”，为了成为精神科医生，为了在失去控制的人面前得以自我保护，必须学会对他们的完全认同。很难想象，我们究竟能从博学的儿童和神经症患者身上学到多少东西。

    正在成长的人遇到的创伤越多，人格分裂的次数以及种类就越多，并将很快使人们很难通过在其身上尚存的一些表现为正常人格的片段与其保持联系，此外，也会导致人处于一种称之为彻底的“分裂（Atomisierung）”状态，如果尚有勇气与此种人打交道的话，那就是十分乐观的了；我希望，能够由此发现一些相关性。除了激情般的爱和严厉的惩罚以外，尚有第三种方式，这就是儿童自己把自己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儿童强迫自己去调停家庭中的所有混乱，即所谓的以其柔弱的肩膀挑起全家人心理上的重负。当然，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自纯粹的无私，而是想能够重新享受失去的安宁和温柔的气氛。一个不停诉说自己痛苦的母亲可以始终是儿童的照料者，但实际上却是一个从不顾及儿童有何兴趣的母亲替代品。

    如果这些均得到证实的话，我认为就有必要对性和生殖器理论的某些章节做出修订。例如以前的版本或许只是停留在不成熟的温存水平，在此水平上有激情和罪恶感，但或许已经显示外源性的刺激以及继发性的神经质性的夸大。我的生殖器理论也未注意到温存阶段和激情阶段的区别。在性虐待狂中，有多少是由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所造成的，有多少是由于器官阶段的自然发展结果自己形成的，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如果您们愿意对我所说的内容在实践中和理论上进行检验，尤其是如果能够接受我的建议，对你们的儿童、病人以及学生的这种独特的，非常隐蔽的，但确确实实是批评性的思维方式和言语表达方式，多做些观察，并使他们打开话匣子的话，我将非常高兴。你们将会听到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东西。

补遗

    我的演讲只是对儿童性爱性的温存和成人性爱性的激情做些描述，但并没有回答两者之间有何本质区别的问题。精神分析师可以赞成笛卡儿“激情出自于痛苦”的思想，但或许也可从中找到问题的答案，究竟是什么使得为了满足温存的游戏有了痛苦成分和导致性虐待。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可以推测，罪恶感是受其他东西控制的，在成人的性爱生活中，爱恋客体使其产生爱与恨对立的状态，即矛盾性的情感兴奋状态，而儿童的温存却没有这种矛盾心情。令人憎恨的是，儿童在扮演情人时受到成人的创伤性的惊吓，出自于天性、无何害处的游戏本质，被塑造成一种恐惧成人、所谓忘我的模仿性的具有罪恶感的爱的机械装置。这种自罪感和对诱惑伴侣的仇恨，使成人做爱的过程成为令儿童恐惧的战斗（当初受惊吓的情景），这种做爱的过程是以达到性乐高潮的时刻结束，而儿童的性爱行为，在没有性别之分的情况下，只是达到性前取乐的水平，或只是在“饱了”的意义上满足，而不是纯粹的性乐高潮的感觉。试图从种系发育的角度来建立性别之争的生殖器理论所关注的只是在交配时儿童的性爱满足和充满仇恨的爱之间有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