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情中的爱:无可非议的正性移情

IPA培训师、督导师,临床社会工作者,纽约现代弗洛伊德学院会员,纽约威尔康奈尔医学院  精神科兼职教员

引言

   很高兴回到武汉,谈论我*喜欢的话题一一爱。实际上,对于将出席上海大会的人来说,你们会发现这篇文章是我在上海要做的报告“无可非议的正性反移情”(分析师的爱)的必然结果。

   移情是精神分析中一个重要而显著的现象,其存在于每一种精神分析性治疗之中,是患者与分析师进行二元关系的媒介,反映了患者对父母、兄弟姐妹或他人原初的无意识情感。

   此外,正性移情(被称之为“无可非议的正性移情”)或病人真实的爱增强时,我认为它根本上可以使必要的解释性分析工作进行下去。而且我还认为,“无可非议的正性移情”使患者能够顺利地加入分析,参与到通常非常痛苦但又富于疗效的分析过程之中。

   本文将讨论一般意义上的爱,着重讲述移情二元分析之爱和“移情之爱”概念的演变历史。我将强调移情之爱的重要性,对这种特殊类型的爱的体验如何使患者乐于接受“矫正性情感体验”的。

   在开始讨论移情中的爱之前,我先分享一首歌的歌词,这首歌是由一个孤儿在百老汇音乐剧《雾都孤儿》中演唱的,这部音乐剧改编自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性小说。小男孩唱着歌问道:

爱在哪里?

它会从天而降吗?

它藏匿在我一直梦见的柳树之下吗?

我闭上双眼看见的她在哪里呢?

我会知道那个甜蜜问候是只对我说的吗?

谁能说出她藏在哪里呢?

我必须要远走高飞吗?

直到和一个关心我的人在一起。

在哪里,爱在哪里呀?

   那么一--爱是什么?爱在哪里?…是对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无法想象的东西的渴望,它给予我们的病人和我们所有人活下去的理由,为自己的独特而感到被珍视、感到与众不同。

   自从我开始做督导、心理治疗和愉快地在武汉教学,大家就激励我去读中国的诗歌。对我而言诗歌*能捕捉到几乎无法表达的情感。

   有人将爱称作“捉摸不透的情感”。几年来,精神分析家们一直在谈论爱,但鲜有人捕捉到其不可言喻的本质。尽管距今2500年,柏拉图(古希腊哲学家)和弗洛伊德都因探索爱的本质而闻名。

   柏拉图在他著名的论文《会饮篇》(论情爱或论向善)中强调了性驱力的力量,它*终指向爱和被爱。苏格拉底写道:“爱是一切的核心”。喜剧诗人亚里斯多芬尼斯强调,期许是爱的一部分,“爱是不可强迫的”。有趣的是弗洛伊德从未尝试真正定义爱,尽管他确实写下了爱的重要性,引述了爱的几个特征。另一些人则把爱描述为渴望与另一个人永远地结合、无尽的幸福、对父母压抑的一面(心灵内的客体的再加工、渴望完整性、将对方囊括在内,以消除创伤性分离和抛弃某种程度上的影响。对精神分析尤为重要的是,爱常常期望能够治愈伤口,或是治愈早年感知到的对受损自我的失望。

  弗洛伊德认为,爱总是在重新找回父母客体,对童年缺失的东西发挥补偿功能,比如,父母的缺点或残暴或不经意间或残酷地反映在孩子身上。每当我在精神分析的移情背景下思考弗洛伊德对爱的观念,即把爱作为重新找回爱的客体时,我就会想到我*喜欢的一位诗人莎朗·奥兹的话:

“我注视陌生人的眼睛,想从他们的目光中找到你…

你……离开了我……我是你丢弃的孩子,千里之外但我从未把别人变成你。

从未拥有你,我不能让你走。”

移情及移情之爱概念的发展

   弗洛伊德将移情描述为一种调动和驾驭情感的现象,目的是探索病人的童年。这是一个无意识愿望和恐惧在治疗中得以实现的过程。弗洛伊德把每一个客体都视作童年早期客体的新版本,把移情看作是一种媒介,通过这种媒介,在病人和分析师的二元关系中,对父母客体的强烈感受得以复制。汤普森将移情描述为将童年时期与重要人物*初体验到的情感、思维和行为模式置换为一种新的人际关系或他称之为一种新的“客体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移情被解释,分析师可能会成为一种新的自我理想,取代已被内化的无意识父母客体的移情扭曲。

   换句话说,“重新编辑”就发生了。因此,与分析师的真正关系可能是通向新的关系的桥梁。

   罗伊·沙弗(Roy Schafer)赞同弗洛伊德的观点,他认为移情是与分析目的相适应的现实生活,是一种暂时的性格特征的过渡状态,它是通向新的真爱的桥梁。1906年,弗洛伊德在写给卡尔·荣格的信中写道“(精神分析的)治愈因素是爱。”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他再次指出“我们的治疗是爱的治疗。”后来他告诉一位同道,“治疗的秘密是通过爱来治愈。”“据说,爱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个简单的主题”,包括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我认识的许多人,还有我自己。尽管弗洛伊德确实强调了爱的中心地位,但他倾向于把它当作一个技术问题来处理。

   谢尔登·巴赫博士(Sheldon Bach)是我*有创造力、*机敏、*富有诗意的督导师之一,他将分析性工作概念化。正如我们都渴望自己的“独特性”得到赏识,巴赫将这些时刻视为“相互认可”,在那种情况下,分析师和患者都体验到了“精神上被知晓”的“兴奋”。

   这些时刻是会波动的,但一旦它们出现,我发现它们会在所谓的“无可非议的正性移情和正性反移情”中实现,这是一种真实的、双向的、爱的辩证关系,这使得分析性工作不断流动。

   本文将主要强调“无可非议的正性移情”关键又治愈性的作用,我将其定义为“病人对真实的分析师真实、充满爱的情感”。当爱被激活,又有相互信任、关心、喜爱、尊重、能够互吐心声时,才有可能产生爱分析师的感觉,因为病人和分析师“成为特别的朋友”。汤普森谈到了对爱和被爱的普遍渴望。他认为,大多数人都有“一种倾向,爱每一个与我们有关系的人,这取决于我们的期望和一个人未被满足的需求份额。”因此,无可非议的正性移情使病人可以继续接受治疗,因为她/面对的是洞察灵魂带来的无所不在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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