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的临床演示(四)
1972年7月14日,拉康为亨利-胡塞尔医院50周年纪念日撰写《l’étourdit 》一文。为区别于莫里哀的同名戏剧《冒失鬼》,他给这个词语增添了一个字母“t”。拉康派的一句格言恰从此文的题铭里显露出来:
所欲言者,在“处于所听中的言说”背后被遗忘
颠覆
悖论与讽刺常使人困惑。我们知道他钟爱悖论,以至于将吉尼尔-佩兰概念批评为一种不自知的关于心理生成说的尝试。同样令人吃惊的是,出于对他而言的唯物主义——维词语主义,他竟使用克莱朗勃的器质病论中的自动性来反对雅斯贝尔斯的“理解关系”阐释学。当他在一个临床演示的病人面前谈论正常主体时,可以讽刺性地把克拉佩林对偏执狂的描述病当作正常状态的范例。对于年轻人,有时他会打乱线索,这令人遗憾地引发了许多误解,但他由此可以通过谜一样的话语来制造歧义——歧义被他当成是抵御症状的唯一武器。与此同时,他证明在大他(Autre)中缺乏真理的保证,并且他无法弥补这点。故而别指望从他这得到终极真言。有一天,他告诉我:“对于这点,他也羞愧难当”。在70年代,人们看到他偏爱于病人选定的词以便指出其问题——例如谈论“被强加的观念”的“心灵感应发射器”,或者提及“思想回声”的日本人。拉康首先对着分析者们批评了病人使用的术语,继而影射这类术语的词源——“坏习惯male habitus”,同时他还像劝告学生们不要强调克莱朗勃的“精神自动性”的记述,不过他们明显把这当耳边风。当然他并非没有研究过精神自动性。在本地语言和对拉丁语的的博学式参照,以及对领悟言外之意的参考之间,他是这样说的:
不要去关心克莱朗勃曾经发明的精神自动性。因为精神自动性是正常的。存在着某种可被称之为坏习惯的事物。
不只是一个关于精神病的教学
从他的论文里的精神病个案出发,拉康着手研究精神分析。后来出版这篇论文时他附上了这样的批语——《不是毫不迟疑》。正是从精神病出发,他在其临床演示与其书写式的教学中开展着神经症的研究:
我们怎么能不感受到我们所依赖的言语是以某种方式被强加给我们的正因为如此,在我们中的所谓的病?有时超越了正常人语言是一种寄生物…人类存在深受其苦。为什么一个正常人没有觉察道这点呢?…
同一年,受病人的词语“心灵感应发射器”之启发,他研究“被强加的言语”的命运——《乔伊斯-谨慎者》推进了这项研究。
在临床演示中,他同样也指明那些证明了“一般结构性的要点”的现象。比如大他的阉割与负罪感:
在我的一个变性病人那里,当他向我们描述在**次看见姐姐裸体的那天他所经历的令其痛苦的惊愕时,参加我的临床演示的人能够觉察到一种令人痛心的特征。
负罪感的功能则出现在会谈评论中。这里出现了一个对那时的我们而言在其临床影响上可谓是闻所未闻的论点。在这名男性神经症患者大声说出因其*近的行为所产生的负罪感时,拉康却认为这印证了一个欲望,并且做出了这样的*终判决:
他一定会继续。这恰与听众的推测——认为他在对罪错感的悲痛诉说中找到了一个改正自身行为的杠杆——相左。困惑掉转了方向,并且这在临床演示中并非是个不起眼的颠覆。
对于听众和他自己,总有不断更新的惊奇出现。他知道如何激发出与其分享喜好的人们的好口才——通常他们是精神病人,因为他使他们长时间地言说,使他们“环游证言”,展示他们自己的主体位置。这些位置通常被对话中的人们归结为一种病态过程,由此激起了来自主体这方的并非无缘无故的缄默,使得进入他们主体性的位置变得更难。
拉康本可以对逗留在“亨利-胡塞尔医院”这个避难处的人说“痛苦的健忘者”,可为了使其“话语行动”不被遗忘,他们需要“环游证言”。
新乡市心灵港湾心理咨询中心欢迎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