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的临床演示（三）

  1972年7月14日，拉康为亨利-胡塞尔医院50周年纪念日撰写《l’étourdit 》一文。为区别于莫里哀的同名戏剧《冒失鬼》，他给这个词语增添了一个字母“t”。拉康派的一句格言恰从此文的题铭里显露出来：

  所欲言者，在“处于所听中的言说”背后被遗忘

精神分析及其演示

  1970年，在应道麦从之邀所做的报告《精神分析对精神病学的症候学的贡献》里，拉康针对“精神病学的症候学”这个问题说道：“在这个问题上精神分析的贡献颠覆了一切”。他与隔离的斗争有别于当时反传统精神病学家的斗争。他当然不会对精神分裂症特征性的症候“阻隔、栅栏”一无所知，而青年时就知道Burgholzli临床教学的他也不会不知道其德文词“sperrung阻隔”。难道他不是故意推出被划杠的主体＄以便指示这种“分裂[spaltung]”（被其翻译成神经症主体的“分裂［schize］”）吗？这么做难道没有将所谓假设存在于精神分裂症中的大脑“分裂”简化成一种普遍性的存在吗？他经常说病人教育了他，然而以往伟大的临床家早就认识到了这点。拉康的发现不在于此。他往前更进了一步——颠覆正在于这一步，当他以弗洛伊德的方式指出必须要抑郁以便获得明智或者接近某种真理时，他将听众的注意力引向“被言说的精神病”的合理情感（由于对话过程的结构在神经症中占据优势地位,这些情感是不被容许的，从而被其忽视）。

   临床演示远非玛吉斯特，克拉佩林的实践，也非皮内尔，埃斯基豪乐德.克莱朗勃或者为弗洛伊德传道解惑的沙可等法国精神病学大师的实践。为了实现治愈，这些大师曾经表演过当庭宣判抑郁症无罪；也曾通过使患者相信恋人就在隔壁的方式操控钟情妄想者。可是，正是通过放弃暗示法，放弃将手置于病人的额头，弗洛伊德才发明了精神分析的设置。同样，正是放弃了除耐心倾听病人之外的任何其他设置，拉康又发明了临床演示。对于这个“提及福柯及其文本”的拉康，分析性的症状不同于目光临床学维度的展示以及医学症状的出示。这里提到的福柯文本，上文中我已引用过，此处再引之：

  临床经验已迅速被当作一种无概念的简单对峙.它发生于目光与脸庞之间，发生于眼神与缄默的、脱离于为任何话语预留联系的且摆脱语?束缚的身体之间，于是两个活?被监禁于?种共同却非交互的境遇中。

  与之相反，拉康与病人均受困于语言之网中。会谈结束后有时会表露尴尬的他会想到将尴尬定位成一种散在性的焦虑形式。

正如他给学生们所提的建议那样，对于拉康而言，必须要摆脱关于分析家的一切理想。当他训诫学生时，他会说他想说的，比如“别自命不凡”、“别装，自然点。”正是通过抛开这种理想，他作为分析家在亨利－胡塞尔医院断言：

  这些临床演示中所表现出的特色在于：正是凭借精神分析家的身份，我才被道麦从邀请人他的部门；我也正是通过精神分析家的实际位置在这个检验中行动。     

  然而，似乎这是具有悖论性的位置，因为他毫不犹豫地按照自己的想法且不失幽默地提及一些学生：“我的学生，我亲自培养了他们”，并且补充道：“我的一些分析者能注意到一种独创的症状学维度”。 这些分析者会像处于锤炼中的分析家一样被要求出席，而不是像被他更名为“学奴”的学生一样出席。在第三方在场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公共分析经验——临床演示，使得病人和听众都会想起弗洛伊德的妙语《第三者》。

   正是针对临床演示而言，他指出：

  一个主体是精神分析家，并不是使自己躲在这类级别所构筑的壁垒之后——在这类级别中,他要设法应付困境以便打造出那些可以安放他所记录的病人症状的抽屉…而是由于他进了能指游戏中。也正因此，临床检验或临床演示会因精神分析出现而截然不同。…这种差异之根本在于：可能至少理论上来说，在初期会谈层面上，对于临床医与病之间的关系的要求有所不同。

  拉康知道，作为分析家，需对一部分症状负责。他拥有医生们所吹嘘的各种资质，比如机智（触觉）、洞察力（眼神）、预感（嗅觉）——福柯用“古怪的感知复合体”来评论这些被假定为优质临床医生所拥有的资质。然而，不论是放弃了这些，或者并不将它们当成临床演示要传递的核心，他都不使用这些。他没有足够严厉的措辞来形容因“理解”与众不同的病人所导致的幻象——正如伴随着理解时的那种“想当然”所产生的幻象。“精神病”讨论班里充满着这些被经常引用的指示。不过，焦虑讨论班重新对想象性地理解病人的真实经历进行了批评。虽然二人的概念之间存在着分歧，但是在这点上拉康与福柯是不谋而合的。

  在对个体的接触中，同时代的我们会看到：人们为此精炼地提出一种如人类同情心般古老的医学?道主义并举办卓越的学术讨论会。“理解”的无头现象学将它们概念性的荒漠中的沙掺入这种难以缝合的观念中;“相遇”和“一对医生一病人”等具有微弱色情性质的词汇精疲力竭地把婚姻的空想传送给如此的不思者。

  不过，拉康当然并不回避一切人道主义。他待人热情，不拘礼节，用自己的关心来使人安心。对于一个临床演示的女病人，他如此说道：“在她走近时，我待之温和”。玛丽.德普赛对他善意的微笑仍记忆犹新。然而，他表现出一种执拗，一种类似于他所描绘的能指链式的执拗——这种执拗足以驱离圣徒传记式的纯洁主义的证词。当涉及冲动时，决不向主体所尝试的虚伪性的逃避让步。面对他(一个诠释了“不屈不饶[per-sévère]的含义的人)的严格要求，为逃避而生的委婉措辞以及“学究气”都行不通。敏锐的目光、极度愤怒的大嗓门均是被他坚决调用的客体——他将目光与声音添加到弗洛伊德式的部分客体的清单中。  晚年时的他才偶会会使人忘掉他是那个不知疲倦、活泼、幽默、快乐、尤其是抱有欲望的人。他的个人风格恰好印证了这个理论家所提出的观点：      

    欲望者乃弗洛伊德的我思

   然而，分析家的欲望并不排斥人的欲望，而是在其实践中超越人的欲望。在分析实践中，雅克.拉康变得既庄重又细心，表现着他的“知的欲望”。

在1967年《致精神科医生的短文》中，他再次批评“理解”。有些年轻精神科医生拒绝接待精神病人,并且不惜用精神分析做托词将其诱入对美好前景的期待中。拉康对此严加痛斥，并认为这有“乱锄草”的危险。正因为如此，必须要听见他在临床演示中向我们喊出的话语，比如一个关于病人的问题——三个康德式的问题之一——必然性地摆在他面前，他对此作出的回应是: “没有什么好指望的”。这样的格言是鼓励大家应“不抱奢望”地去和病人会谈，而不是灰心丧气并放弃。因为精神分析的伦理要求分析家处于“转移”将他定位的地方。1977年1月5日，在临床部门开启之时，他告诉弟子们：

  偏执狂——我想说的是精神病人， 对于弗洛伊德而是非常重要的。面对精神病人，分析家无论如何都不应退却。

  多亏了这种“领会”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理解和将我们自己的机制归咎于他人的方式，拉康才得以构思出自己的精神病理论。有两个例子得到了频繁且贴切地评论，比我目前地评论还要好。**个例子里，涉及到galopiner44这个词，它代表着病人处于《另一个世界》中。不过这个词确实存在于词典中，凭借其特殊的价值构成了一个方位标，具有“意义退回”的价值。

  除了这个语词新作外，在句法里以及在对话过程的形式中还有许多象征性的信息以“语言问题”的方式出现。

  言语幻觉里出现的词语“truie母猪正是这类能指中的另一个例子，它来自个案本身，而非出自于有泄密风险的私人细节。在《母猪》这一个案中，病人首先说出她在楼梯里被一个邻居用一个她不想重提的词语辱骂了，所以她自己用一句暗示性的话语来表达它：我来自猪肉商店。由偏执狂所激起的“急于理解”会使对话者认为她会骂邻居的丈夫是一头公猪”—— 偏见.会倾向于将该词运在男人们身上。拉康指出要限制自己去回应这种暗示并给出了拒绝理解的理由——不要进入“急于理解”的要求中并悬置偏执式的确定性。声音用《母猪》一词辱骂了她，这里涉及的是她自己的声音在实在中返回自身。对于她所逃离的夫家而言，她确信为了了结她这个城里来的饭桶，这些乡巴佬完全会利落地把她切碎。可以说，通过这个声音，她命名了不可命名的客体。因此，重要的是将她像注定要进入猪肉商店的动物那样碎尸万段。在《圣.安东的诱惑》一书中，对着作为克鲁瓦塞的隐修者的替身——那头猪，福楼拜说道：“我极度烦闷，我宁愿看到自己成为火腿,被钩子勾住腿弯并悬挂于猪肉店里。”作为这只饱经摧残的动物，在充满粪便的猪圈中打滚，“作为猪肉”是其妄想的可怕构造，唤起了一种堕落的客体的位置。不过，有名称没有不可命名那么可怕。根据拉康在《论精神病的一切可能疗法的先决问题》论述，《主体的权限》至少应被解读成由精神病的知觉存在所产生的回应.他在1972年的这篇报告里确定了这个论点。

    在后期的一次临床演示中，出于给“耻辱的客体”分配另一种位置，我们听到拉康突然问一位美丽的女人：“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妓女［prostituée］吗”，由于这个女人抱怨听到一个出现在妓女总拥有选择余地的经典三元组中的公共名词“P.”在侮辱她。尽管这里涉及到引发她的抗议的“否决”——他将否决命名为“除权弃绝”，他还是尝试将“作为这句言语的主体”的机会归还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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