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概况-第六天 中美高级精神分析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 （秋季班第四期毕业季）

瑰宝：爱与治疗关系

主讲：Linda Greenberg教授

翻译：张艳萃

引言

与在此培训项目中报告的前三篇论文一样，本文强调了参与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动力过程的治疗师与患者之间必要的情感联结和共鸣。在我以前的论文中，我把这种共鸣等同于爱，一种独特的爱，它使病人不仅能够忍受分析性治疗的技术方法（即对移情的解释，对心理冲突的澄清），同时也充当所称的“矫正性情绪体验”和“抱持性环境”。

首先，我引用**批精神分析家Elizabeth Zetzel（伊丽莎白·蔡策尔）的话，她影响了我的思想，她写道：“千万不要忘记，分析性的关系是建立在对真实的热爱之上——那是基于对现实的认识。”我认为，蔡策尔*终谈到了患者与治疗师之间“真实关系”的重要性。

如上所说，Zetzel（蔡策尔）强调了分析师在发展所谓的“治疗联盟”中的作用。阐述了与患者*初的情感联结（我称之为“坠入爱河”），后来的“告别”，我们治疗师称之为结束工作。

让患者参与到治疗性的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之中，治疗师所需的素质：矫正性情绪体验。

重申一下，我的论点是，为了让患者参与到成功的治疗之中，治疗师需要提供一个情感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尚未代谢的冲突和创伤得以被探索。许多精神分析家列举了这些个人品质和态度，这些品质和态度使我们能够进行艰苦的工作，*终找到治愈病人痛苦的方法。

Alexander和French曾写道治疗师对素材的反应的关键因素不同于患者的父母。他们强调宽容、鼓励、共情的态度，从而取代患者心目中时常专制、令人生畏的父母。他们将这种现象概念化为众所周知的“矫正性情绪体验”。

Theodore Jacob（西奥多·雅各布）博士是一位精神分析家，他也撰写了关于治疗师和病人之间的爱的文章，将这一主题进行了扩展，他认为“每一个好的分析都包含‘矫正性情绪体验’的元素。”他接着说，“我们并不总是承认这个事实，因为它*初并非公认的精神分析理论的一部分。Jacobs强调自发性，使用“直觉性理解”“在技术上进行无意识的调整”。

Ralph Greenson（拉尔夫·格林森）强调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中“工作联盟”的重要性。他说“工作联盟是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的一个基本要素”，它应被“视为患者-治疗师关系中的一个全然平等的伙伴”。

Leo Stone（利奥·斯通）博士是位才华横溢、富有变革精神的思想家，他在文献中也强调了在诊疗室中营造的情感氛围的重要性和治疗价值。他迫切呼吁认识“人的因素”，他认为这是在实践分析性治疗的技术中经常丢失的。

Stone还强调，患者和治疗师需要“勇气”进行感情上的亲密接触。其他作家警告说，精神分析师不仅仅是发挥“镜子”的作用，因为他们假设治疗师也必须充当“老师”，作为非评判性的现实客体，通过榜样同时作为自尊的典范发挥作用。

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上述治疗师的个人品质是理想典范。任何人都不可能满足一些所谓的要求，为“矫正性情绪体验”创造条件。我认为，成熟、丰富的从业经验、成功的个人分析，使我们都能够创造出极其重要的“治疗联盟”、“工作关系”及往往被忽视的“真实”关系。

抱持性环境

Donald Winnicott（唐纳德·温尼科特）曾是一名儿科医生，后来成为一名儿童分析师，他根据自己对母亲和婴儿的丰富经验，提出了一个理论。他将有关母婴之间获得成功联结的这些特征的知识应用于治疗环境，确定了这种联结的必要特征。他写到了治疗师为患者创造的支持性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比作母亲对孩子的养育行为，从而产生信任感和安全感。

他将这种现象比作两个“不**的人”之间包含“爱”这一非常特别的事务。正如将在对我的患者的描述中发现，这两个概念（“矫正性情绪体验”和“抱持性环境”）相辅相成，相互重叠。

……（案例省略）

短程夫妻干预中的丧失和创伤：结束阶段所需的工作

主讲：Timothy Keogh教授

翻译：张洁

开场

大家好，我想大家应该还记得我，我叫Tim，Timothy Keogh，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内容，标题叫做“短程夫妻干预中的丧失和创伤：结束阶段所需的工作”。

我在春天的早上，

从晨光当中醒来，

被鸟声所萦绕，

但是我仍然还记得昨天晚上的暴风雨，

我在想昨夜的风雨会把多少花朵给摧毁掉。

这首是一位诗人在689年写的一首诗。我认为在我们这一季*后一期的讲座里面，能够以这首诗为开头是非常应景的。对我来说，在网上结束培训，却没有机会亲自和所有我认识的朋友以及我的学生团体说再见，这是特别困难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一直在思考我们所经历的这一个重大的疫情事件。我为在疫情当中，尤其是武汉所经历的非常严重的创伤和丧失感到非常难过，也表示非常深切的慰问，对我们所有的同学还有同事。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挺过来了。

现在来看我们的文章。

引言

基于我前三次讲座中介绍的概念，在这次讲座上，我想聚焦创伤与丧失来讨论短程夫妻工作结束时的议题。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实际丧失的影响，尤其是失去孩子或流产，是由夫妻功能所能达到的分离个体化水平决定的。与此相关的是，这种影响也取决于未哀悼的丧失程度以及作为丧失的一部分所体验到的创伤程度。

当然，发展性创伤本身就是造成分离个体化的缺损与哀悼的抑制（在克莱茵学派理论中），（哀悼）是心灵的整合与成长所必需的。

这种创伤反过来也与分析工作或精神分析治疗的结束议题有关。弗洛伊德（1937）如是写道：只有当创伤因素占主导地位时，我们才能指望取得精神分析的*高成就，也就是说，自我的强化，使恰当的调节取代了病人早期冲突中的幼稚的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已被证明是如此不足。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说他的分析有了*终的结果。当这样一种结果被达成时，一个人已经竭尽所能，也不需要再继续下去了。(p.376).

如今，在分析工作或密集精神分析治疗中，我们通常会想象，在治疗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期待病人对丧失进行充分地哀悼，这也的确是治疗*后阶段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弗洛伊德（1937）在思考分析结束的意义时提出：从实践的角度，它很容易被定义。当分析师和病人停止分析会谈时，分析工作就结束了。当两个条件约莫被满足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首先，病人一定不再受先前症状的困扰，并且一定已经克服了他的各种焦虑和压抑。其次，分析师必须形成这样的观点，即这么多被压抑的材料被带进了意识中，这么多令人费解的（东西）被阐明，克服了这么多内在阻抗从而不再畏惧病人特殊的病理过程的重复。如果因为外部原因导致目标不能达成，将分析说成是不完全的比说它没有结束更为恰当。分析“终点”的第二个定义就要大胆得多。按照这个说法，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对病人的影响是否已经深远到我们能确定，即使分析继续进行，也不会发生更进一步的变化。(p.375).

在当代术语中，一个成功的治疗效果通常根据作为干预结果的心理整合水平来定义。它假设，早期创伤抑制了自我意识的发展，而这种自我意识可以将一个人从自闭-毗连（autistic-contiguous）模式的焦虑体验中释放出来，并有助于偏执-分裂模式下的分裂与投射问题的修通。

在适合接受短程干预的夫妻中，我们假设在处理他们未解决的哀伤时，他们的功能会因为夫妻的应对能力被压垮而退行到更原始的水平上。因此，干预的目的是修复更早的功能水平，以促进更进一步的心灵成长。

当丧失存在，尤其是创伤性的丧失，就如失去孩子，或者在新冠肺炎病毒（COVID）危机中亲近的家属去世，这些丧失的创伤维度也需要被强调。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丧失，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夫妻无法去参加能有助于哀悼的常规仪式，特别是葬礼。这些因素会增加那些有倾向的夫妻延长哀伤的风险。

我想关注一个短程治疗背景下的治疗结束，这是一对在失去一个孩子后表现出无法释怀的哀伤的夫妻，我想先对延长（未解决）丧失或弗洛伊德*初称作的忧郁症（弗洛伊德，1917）的本质给出一个概述。

延长哀伤的本质

弗洛伊德（1917）指出，正常的哀悼发生就意味着丧失了作为体验中心的客体。相反，如果这个过程被打断，忧郁症就会接踵而来，心灵体验到的会是丧失了自己的一部分，这是由于自恋性认同而导致。从弗洛伊德的忧郁症原始版本中，这意味着这对曾自恋性地为孩子投入的夫妻，他们失去了孩子，便觉得他们不可能继续实现夫妻功能了，因为是他们失去的孩子定义了他们，他们所体验到的是随着孩子的丧失而丧失了自我定义。不幸的是，通常情况下，这些夫妻会做出不明智的决定，立即再次怀孕，以解决他们精神上的痛苦。随之而来的进一步的问题是，下一个孩子会变成替代儿童，承担着未解决的丧失所带来的精神负担。

弗洛伊德（1917）不仅在忧郁症病因学中的强调了自恋，还指出了矛盾心理（对失去的客体）和施虐的作用。他提出，当这样做的时候，忧郁症患者的自我批评和责备实际上是把对失去了的爱的客体的控诉转移到了自己身上。他指出，这涉及到一个心理过程，这样一来自我会分裂，并且自我的各个方面会被投射到一个“他者”身上，且被“他者”无意识地认同。在夫妻中，分裂与投射的可能性更大，这样一来对自我的责备以及自我不想要的部分就都能被投射到伴侣的身上去。

关于自我的分裂，弗洛伊德（1917）指出，一个坏的自己（自我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一个原始的、更野蛮的超我版本的受害者，他写道：客体的阴影落在了自我身上，如此一来，后者从此以后就被一种特殊的心理力量批判着，这种心理力量就像一个客体，那个被抛弃的客体（p. 249）

在这样一个自恋的内在世界，丧失的客体因此会转变成自体/自我丢失（分裂出去）的一部分。然后它就会变得受制于对所失去客体的抱怨。

Ogden（2009）指出，“丧失的痛苦体验因忧郁症患者对客体的认同而短路，从而否认了客体的分离性：客体就是我，我就是客体。没有丧失；一个外在客体（被抛弃的客体）被一个内在客体（自我-认同-客体）完全取代”（p. 131, 斜体字部分）。

弗洛伊德从本质上论述道，有忧郁反应体验的病人（或我们案例中的这对夫妻）的自我控诉与责备，实际上是对失去爱的客体的指责转移到了他们自己（或伴侣）身上。

正如Scharff夫妇（1991）所指出的，夫妻二元体为分裂和投射的维持提供了理想的载体。联结理论家（Link theorit），尤其是Pichon Rivière（2017），还描述了由夫妻共同构建的联结，是如何作为投射与内射过程的病理性交换的方式，并能够维持或干扰这些过程的。

延长哀伤，作为一个当代适用于个体的诊断标签（见表1），从本质上描述了忧郁症，但将其指定为涉及到不间断的哀伤，在丧失发生后的6到12个月，并以不能接受丧失的现实为特征，伴有自责，对死者的持续怀念和对死亡事件的沉湎。这些反应通常是剧烈的，并影响日常生活能力的正常发挥。在正常的哀伤中，个体能逐渐发展出接受丧失的能力。这种能力通常是通过能够面对和处理丧失的现实下存在的大量不同情况来获得。梦的内容往往揭示了对丧失接受水平的变化。当丧失无法被面对或修通时，个人就会感到被留在了迫害和痛苦里。这样一种反应不仅影响了一个人对自己和他人的看法，还会*终影响一个人对未来的希望。

通过对弗洛伊德关于忧郁症*初观点的重温，我们可以理解聚焦于丧失和促进哀悼的短程干预是如何有助于促进必要的心灵整合，从而成功结束精神分析的干预。

我在该文（Keogh & Gregory-Roberts，2018）中写到的对呈现出以延长哀伤为特征的夫妻的短程干预，是基于客体关系和联结理论，并整合了基本精神分析原理和技术，包括弗洛伊德对忧郁症的预见（弗洛伊德，1917）。它还纳入了关于复杂和延长哀伤的研究（Lobb, Kristjanson,，Aoun & Monterosso，2006； Hall， 2014）。此外，它还包含了一个发展性焦虑的框架（Keogh & Enfield， 2013），该框架确定了夫妻所使用心理功能的主导模式（以及相关防御方式）。这些被描述为自闭-毗连型，偏执-分裂型和抑郁型模式。它还强调了与夫妻联结进行工作的转化性潜能。

此外，该模型假设，在丧失的压力下退行的夫妇能够重新获得他们过去的心理功能，并通过对实际丧失的哀悼、通过在治疗过程中和治疗师一起充分地处理丧失，得到作为夫妻的成长。因此，作为一种短程治疗形式，它的焦点不同于长程心理治疗或精神分析，后者的目标是更加根本的改变。

在项目的评估或接触阶段与夫妻的*初两次会谈，要包含评估这对夫妻寻求帮助的理由，他们如何解释他们的困难，以及他们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适宜性，由此得出一个独特的心理动力学概念化，夫妻的未决哀伤三和弦（Unresolved Grief Triad ，UGT）。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察，当与那对哀伤以忧郁反应为特征的夫妻工作时，确定自恋性退行的程度尤其重要，它不利于夫妻的分离。

在治疗的**阶段（共四个阶段），治疗师要清楚阐明夫妻关系的纵向与横向联结的性质，并进一步探索他们实际夫妻联结的性质和它对促进或阻碍成长的影响。

在治疗的中间阶段（由八个小节组成），在这对夫妻独特的UGT表现出来的心理动力学构想所隐含的议题与他们从日常生活中带来的材料有关。夫妻治疗师特别感兴趣的是识别和改进导致冲突和阻止哀悼发生的心理过程。

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要尝试切中要害，当分裂与投射的过程在夫妻关系中“实时”发生时，它们可以被工作，并且它们也会在对治疗师的移情中显现出来。

对治疗结束的工作，作为一种丧失的真实体验，夫妻治疗师通过利用结束阶段来促进对失去治疗师的哀悼，从而进一步促进心灵整合。在这一点上，我们假设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来识别、和与不健康的夫妻联结工作，以减少对分裂和投射（甚至更原始的防御）的依赖。受助于治疗容器的发展，到此时，威胁性的情感体验更能被承受（更少地需要逃避它或通过利用原始的心理过程来处理它）。除此之外，治疗师要警惕夫妻表现出的抑郁焦虑的任何迹象，它们会刺激治疗师产生补偿的冲动来工作，以*终陪伴他们。

与传统的个体精神分析方法不同，短程夫妻干预的治疗方法侧重于检查夫妻之间的移情现象，同时利用与治疗师的移情关系来巩固这种技术所带来的收获。此外，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治疗师使用反移情作为指导，同时在治疗过程中也伴随着情感。

一个临床案例简介

......

总结

总之，任何成功的分析或治疗的结束都带来包含哀悼和相关的整合，以及分离个体化能力的发展。哀悼的过程包括对分析师或治疗师分离出爱恨感觉的修通。在短程治疗模型中，我已经描述了在结束阶段，分析师/治疗师是如何有意识地清楚表达治疗的丧失，并利用夫妻对此的反应来促进这样的哀悼。这随后被链接到已经完成的工作中，以促进对实际丧失的哀悼，因为它的创伤性或压力性的本质引起了心理上的退行和关系中的相关冲突。

答疑环节

学员提问1：我想问问童俊老师，有人说精神分析过于关注人性消极阴暗的方面，而萨提亚流派就能激发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怎么理解呢？情绪情感没有好坏之分，它的产生也不受个人意志的控制，但人们又有“负面情绪”之说，怎么理解大众对情绪情感这样的划分呢？

童俊教授：我觉得其他老师也可以回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我首先会回答。这个问题，其实由来已久，在东西方哲学里面都存在这一个问题，回到我们的儒家文化，我们总是说“人之初，性本善”，实际上儒家的荀子，他就是人性本恶的。虽说精神分析受尼采哲学的影响，是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上，但什么东西都不是有一个绝对的。我们在学习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是不断去探索这一面的，基于人的进化，从很原始的本能欲望（这是精神分析建构的一个基础），一直是慢慢地有一个进化的过程，所以我们是对这种本能欲望和这种驱动力进行一个探索。当我们经常探索到这种所谓的人性阴暗面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病人或者我们的被分析者，他就会越来越少地把这些部分丢给别人，他越来越少地去攻击别人很坏，而是能够洞察到自己内在那种作为人的攻击性或恶的部分。这样的话，相反会发现这个人身上所谓人性的光明就出来了。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说到克莱因，我们说她是黑寡妇，她是*研究人性当中恶的部分，小婴儿的这种嫉羡，这些东西它往外面投射，诸如此类的，她研究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当一个病人从PS位到D位置的时候，我们的病人经常也会教我们，他们教我们很多，他能在低的、黑暗的深处能待下来的时候，我的一个病人就亲自说他看见缝隙里的光出来了，他的所谓的正性也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会有负性情绪一说，情绪没有什么好坏，我们之所以把情绪划分成所谓正性和负性，是因为人是一个文化中的人，我们的社会、文化经常会把事物分成好的和坏的，我想是因为这个的影响。所以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其实所谓正性和负性是跟文化相关的，但也有区别，我想你问的这个。我们要做的是，我们看到了左边和右边，黑暗的或者是阳光的，就是矛盾的两部分，我们让他能够去整合，这是一个更加成熟的过程，这是我的回答。

Kenneth教授：精神分析确实它更多是关注到病理的，所以会关注更多黑暗的或者说负面的这一部分，的确是。而且事实上精神分析在德国来说的话，弗洛伊德是德国人，精神分析师他创立出来的，那么其实也许会有些讽刺，因为实际上，本想是希望能够去找到更愉悦，但是其实他所关注的更多的还是那样的一个很负面的部分。这里面所说到的joy，就是愉快，在精神分析里面，弗洛伊德所谈到的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快感pleasure。那么，愉快的话，它其实更多是面向我们的未来，也就是我们可以去找到我们生活的意义。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精神分析的确是在更多地关注更为负面或者说消极的那一部分。那么关于第二个问题，就是感觉，感觉可以很简单区分为正性和负性，但是感觉其实很复杂的。我们从精神分析里面会知道，其实感觉没有那么简单，但是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里面来做一个区分，所谓负面感受的话，它更多的是会有焦虑、生气、难过，因为这些感觉是把一个人好像给拖下来，会让一个人似乎变得比较消沉。而相对应来说，我们还应该想到三种积极的感受，兴趣、愉快和自豪。实际上，在人的发展过程当中，特别是对孩子来说，这样的情绪感受是会有滋养作用的，它也能够给我们生命赋予一个意义。实际上当人们能够对自己的生活或者生命感觉到满意的时候，通常来说跟这些感受是相关的。

学员提问2：各位老师好，首先非常感谢这几天来老师给我们的的授课。然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在咨询当中，尤其是青少年，出现了阻抗和僵局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在合适的时候进行诠释，什么时候去抱持和共情，而且在和青少年个案分离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处理治疗师自己的反移情？特别想问Timothy老师，如果孩子内心有严苛的迫害性的客体的话，治疗师如何去和他展开工作？我也还想问童老师，还有其他每一位老师，谢谢!

Timothy教授：我们在座的还有其他一些老师，实际上在跟儿童青少年的工作上面会比我更有经验，但是我还是试着来回答这个问题。当我们在跟儿童青少年工作的时候，我们试图在移情关系中和他们工作。当提到迫害性客体的时候，我们往往会看到，因为迫害性客体的存在，会使个体很容易发生一个自我归因，就是把他们经历的事件归因到自己身上，然后就会很自责。治疗的一个重点就是要让他们能够逐渐地认识到，这样一个自我归因和自责，实际上是对迫害性客体的愤怒。而在跟成年人的工作里面，可能我们可以比较直接地和他们去讨论这一点。但是跟儿童青少年的工作，考虑到他们的发展阶段，所以我们可能会用一些不同的方式，但是*终我们还是要能够和他们保持在移情关系中工作。

童俊教授：我来接着回答一下，因为这个同学也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就接着Timothy老师的回答，我们还是要聚焦在移情的角度来工作。我就给一个我的经历，有一次我跟一个个案工作，他比青少年要大一点，当然他的问题是从青少年就开始的。有一次他自己迟到了20分钟，但他怎么进来的呢？他把我的门砰的一下踢开，然后就指着我开始攻击，我就愣住了，都听不到他说什么，我当时拿着那个杯子，我就恨不得把它丢过去，就是这种感觉。当然我没做，我就节制，接着这个病人就开始讲了，他很害怕迟到，在这个过程中他就迟到了，然后就想到只要他做得不好，他爸爸妈妈就会怎么样指责他，*后就变成了我在指责他。当我在这个场景中节制的时候，他就开始跟我谈这些了，这是治疗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所以我们要在移情反移情这个层面上去工作，这个时候他就把你移情成了那个批评式的、严厉的超我。

Timothy教授：我还想补充一点，结合刚刚童教授提到的，当我们谈到迫害性客体的时候，他一方面不断在攻击着寻求依恋的自我的部分，他同时也在攻击提供爱的兴奋性客体的部分。那就像是当我们作为一个治疗师来关心来访者的时候，可能来访者他同时也会把我们推开，他有可能还是会把我们体验成“很有可能你还是会批评我、你还是不会喜欢我”这样的一个存在。

Yossi教授：我也跟青少年有蛮多这样的临床工作，所以可能关于这方面的话题我也略知一二。当一个青少年的孩子来找我们做治疗，我们发现他身上有好多所谓迫害性的客体。我认为之所以他们会有这样一个迫害性客体，是因为他们的自体客体方面的问题比较严重，特别是他们曾经的自体客体对于他们的夸大自体的反应是非常的缺乏的。他们可能有很多这样的夸大幻想，但是这些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回应。我曾经有个病人跟刚才童老师的病人是非常类似的，他也会因为迟到而非常愤怒、踢门，所以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我们能不能一起想办法去发明一台机器，可以帮我们来控制时间，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晚了。然后我们真的这样做了，我们一起想办法去做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之后他身上迫害性客体的力量就失去了，或者说迫害性客体就失去了那种控制力了。所以我认为当我们遇到一些类似具有这种迫害性客体的病人的时候，我们应当可以跟他们一起想办法去看到，在他们儿时，他们的父母作为自己的客体是如何忽略了他们身上夸大自体这些方面的，然后跟他在治疗里面一起去想办法，来应对或者说描述他们的一些迫害性客体，甚至可以去接纳这一部分，也许可以像我那样去做，就是说你能不能教给我一些办法来去处理一些事情，关于这个事情你知道些什么呢？ 这样一个过程可以帮他去获得更多有价值的感觉，也许之后他的迫害性客体会慢慢地消散开来。

Linda教授：关于分离这个话题我想分享一些我的看法，我想分享我个人的一个体验，这个体验是跟我当年在接受精神分析受训的时候，在做婴儿观察，跟儿童进行工作的时候，我所目睹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在孩子跟母亲分离的时候，看到这个孩子从母亲身边能够爬开、有能力爬向远方的时候，有的家长会去把这样的一幕拍摄下来，作为纪念。这样一点会让我比较有启发，让我想到我们现在谈论的议题，与分离相关的部分。我会看到当这个孩子能够爬远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回头去看一下他们的母亲，这个时候母亲会有一种镜映的功能。首先，会看到孩子自己脸上是一种喜悦，因为他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技能，能够爬得很远，而当他回头去看他妈妈的时候，可以看到在妈妈的眼神当中闪耀着那样的一种兴奋和骄傲，这个时候孩子又会出现一些不同的举动，比如说他会爬得更远，同样他还是会再次回头去检视，去寻找母亲的眼神。看到这个部分对我的启发还是蛮大，这一幕深深地落在了我的心里面。那当我们对应到临床工作，我工作中有成人，也有青少年，当他们要离开治疗的这个时候，我跟其他老师的观点是一样的，我们一定是会在移情方面去进行工作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跟来访者这样的一个交流，治疗师也要发挥一个母亲的镜映功能，这样的镜映功能发挥的渠道是在各个层面的，包括非语言的层面，包括身体语言的层面，比如说你跟他说话的声音语调，我们移动椅子这样一些微妙的动作，方方面面都呈现出你对来访者的一个镜映。就像孩子跟父母之间这样的一个互动，父母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到孩子跟父母之间的一种分离。比如说当孩子寻找她眼神的时候，父母是否看上去是骄傲的？是否看上去是微笑的？总而言之，作为父母或者是作为治疗师，我们要允许来访者能够跟我们分离，并且会为他们能够跟我们分离而感到非常高兴。我*后再补充一点，就像我在今天早上报告当中提到的一样，有一些来访者，比如说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病人，当他是一个青少年，当他能够离开我的时候，离开我们的治疗的时候，我感到了极大的喜悦，因为他已经将我们共同的这样一个工作进行了内化。那么在治疗结束的时候，双方都能够将这样的一个工作保留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在报告当中没有提到的是另外的一个部分，的确，我绝大多数的病人，当他们离开我的时候，结束工作的时候，我的感受不仅仅是喜悦，还会有丧失、悲伤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要把这个部分跟我们培训项目的结束做一个关联，相当于病人结束跟我们的工作，对我们治疗师来讲是一个痛苦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丧失，但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而在这个项目结束之后，我也会十分想念大家，特别是我们组内的学生。因为不光是我们老师给学生提供资料，学生也同样滋养了我们，这是一个双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