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取向精神医学》**章 动力取向精神医学的基本原则 1
**章 动力取向精神医学的基本原则
如果我们只顾着探索精神病理上的现象而不理会病人,事情会容易许多;如果我们让自己局限于检视病人脑子里的化学与生理变化,把心智表现当成好像是身外之物、与我们当下的体验全然无关,或当成只是无关乎人性之计算公式中的一个变项,那么事情也会单纯许多。虽然这些对于了解人类行为都很重要,但是,单靠它们并无法发掘或解释全部的真相。要深入了解另一人的心智,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投入他人思考与情绪的洪流当中——我们必须让自己成为聆听他人的工具。
——约翰•内米亚( John Nemiah1961)
精神动力取向精神医学源自于一群多样性的始祖,包括莱布尼兹(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费希纳(德国物理学及心理学家,为实验心理学鼻祖),神经学家休林•杰克森,与佛洛伊德。一般而言,精神动力取向精神医学一词指的是深受精神分析理论与知识所影响的一种取向,现代的精神动力学理论,通常被视为一种以内在冲突之结果来解释心理现象的理论模型,而这内在冲突则源自两股力量,一是寻求突围的强大的无意识力量,另一则是持续进行监督、以扼止无意识力量浮现台面的对抗力量。这些交互作用的力量可以归类为(各类别间有所重迭):
一、欲望,以及阻止欲望浮现出来的防卫机制;
二、不同的心灵内在动源或是“零件”(agenciesor"parts"),各自有着不同的目标和优先重点;或者
三、对外在现实之要求的内在觉知,以及与其相抗衡的冲动。
在过去几十年间,精神动力取向精神医学已经不再局限于疾病的冲突模式,当代的动力精神医学也了解到什么是通称为疾病之“缺陷模式”的论理架构。这种缺陷模式是用在心灵结构较为脆弱或有所缺失的病人身上,不论他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是什么病因。由于本身有所不足与欠缺,使这些病人觉得自己是不完整或不安稳的,因此,为了维持心理衡定,他们对周遭的人有着异乎寻常的过度需求。同样也涵盖在精神动力取向精神医学之概念下的,还有无意识的内在关系模式。所有的病人都有一箩筐各式各样的心理表征,是他们对自己以及他人之各种面向的内在重现,其中有许多会造成人际关系困扰的典型模式。这些对自己和别人的内在表征,共同组成了一个大体上存在于无意识当中的内在客体关系世界。
当代精神动力取向的临床工作者,在执业时也不能再豁免于生理与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的确,在今天,精神动力精神医学必须被放在生物心理社会精神医学的大架构底下来看待,遗传学和神经科学的蓬勃进展,反而吊诡地强化了动力取向精神科医师的地位,我们现在有比以往更多具说服力的证据,可以左证: 心理内涵有一大部分是无意识的;生活环境中的社会力可以形塑基因的表现;而且,心智正是大脑活动的展现。我们当今的临床实务,是在一种“既此且彼”( "borh/and" )而非“非此即彼”("eirher/or")的情境下运作。如克罗宁哲所说,把生物医学和心理社会这两种模式分开看待,对于精神健康的科学研究而言,其实是一种阻碍。忽视人类经验之神经生物学基础的动力取向精神科医师,所犯下的化约论谬误,就如同忽视心理内涵的生物学取向精神科医师一样地严重。
*重要的是,精神动力取向精神医学是一种思考的方式——不只是思考我们的病人,也涉及到身处在医病人际互动情境下的我们自身。事实上,如果要为动力取向精神医学的本质下定义,我们可以这么说:精神动力取向精神医学是一种用于诊断与治疗的切入途径,其特色为一种关乎病人与临床工作者双方的思考方式,包括无意识的冲突、心灵内在结构的缺陷与扭曲,与内在的客体关系等,以及思考如何应用当代神经科学的发现,来整合上述这些要素。
以上定义对精神动力取向的临床工作者而言,可说是一大挑战。我们要如何整合心智与大脑这两个领域呢?精神医学早已扬弃笛卡儿的心智二元论了,我们已体认到心智其实是大脑活动的展现,而且两者紧密地互相纠结在一起。进一步说,当人们论及心智与大脑这两者时,其实是代表着两种思考病人及其治疗的不同方式。一般视为理所当然的二元对立,如遗传与环境、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以及生物学与心理社会学等等,常常都可以各自归结为大脑与心智这两者。其实,这种二分法是大有问题的,在我们研究精神医学的临床问题时,这种二分法经常会土崩瓦解、完全失效。遗传与环境两者是以互相纠结、紧密相连的方式来形塑人类的行为:生活经验会关闭某些基因的转录功能,但却开启另一些基因的功能;心理社会压力源,例如人际关系所造成的创伤,也会经由改变大脑功能而产生极大的生理作用;更甚者,将心理治疗当成是“心因性疾病”的治疗方式,而把药物治疗视为“生物学病因或脑部疾病”的治疗方式,其实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区分方法,目前已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心理治疗可以对大脑造成影响。
当我们不再把心智/大脑视为对立的两端,而将病患看待为处在生物心理社会情境下的一个“人”的时候,无可避免地,我们会遇上这个难题:毕竟,心智和大脑不是同一回事。我们的心智确实反映了大脑的活动,但是心智并不能被化约为脑科学研究的结果。功能性磁共振造影术和正子断层扫描的使用,使我们对脑功能的了解向前跃进一大步,然而,如果我们因此就将自我(self)等同于脑部扫描之所见,将是相当危险的事。这些扫描技术提供了一道将问题予以外部化的方便之门,变成是“我的大脑”有问题、而非“我”有问题。如同裴崔尼所说的:“身为临床工作者,我们应该谨记:人类心智可以透过一连串的分子反应过程表现出来,但是,它也不仅仅只是光谈分子就可以涵盖的。”
如果我们体认到心/脑并非同一件事,那它们有什么差别呢?首先,大脑能够以第三者的角度来观察,我们可以把它从头颅里取出、在天平上秤重,或被切开、放在显微镜底下观察。相反地,心智不能被拿出来感知,只能从内在去体会;心智世界是私密的。当代的精神科医师和神经科学家,通常是采取所谓的二元解释论,来取代过时的实体二元论立场。这种二元论体认到:有两种认识或理解事物的方式,因此需要两种解释论。其中之一是采取**人称主观的立场以及心理学的角度,另一种则是第三人称旁观或生物学的角度,然而两者皆不能单独获得全貌。更复杂的是,正如戴马休所言:“意识和心智并非同义词。”在各式各样的神经疾病当中,大量的证据显示,即使是在意识状态出现障碍的情况下,心智活动依然持续进行着。
纵贯本书,主要着重于心理层面的解释,但也会提及神经生物学的基础,同时强调心理层面与生物学层面两方面的整合。心智和大脑这两个领域,说的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现代的动力取向精神科医师要努力让自己同时通晓双语——即精通大脑和心智两者的语言,以提供病人*佳的照护。
虽然,动力取向心理治疗是动力学派的精神科医师*重要的治疗配备之一,但是,动力取向的心理治疗并不就等同于动力精神医学。动力取向的精神科医师会对病人的需求进行动力学分析,再依照分析结果来使用多样合适的治疗方法去帮助病人,而动力精神医学只是提供一个一以贯之的概念架构,在这个架构下,所有的治疗方式都可以加以采用。不管所采用的是动力取向的心理治疗或药物治疗,其实都是富含动力学思考的。的确,动力取向精神科医师的**素养中,有一个关键要素,就是明了在何时应该避免诠释性的心理治疗,而采用不伤及病人心灵衡定的治疗方式。
当代的动力取向精神科医师,是在通晓神经科学新进展的背景下执行临床实务工作,同时,将精神分析的洞见与疾病本身的生物学基础整合起来。然而,动力取向的精神科医师仍然会在某些历久弥新的指导原则下工作,这些源自精神分析理论及技术的指导原则,正是精神动力取向精神医学的独到之处。
主观经验的独特价值
藉由和描述取向精神医学作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定义动力取向精神医学。取法前者的临床工作人员,依照常见的行为和现象学特征将病人分类,并发展出症状核对清单,根据症状是否出现相似的组合将病人分门别类。除了那些已包含在清单中的报告项目之外,相较之下,病人的主观经验较不具重要性。行为取向及描述取向的精神科医师认为,对于精神诊断与治疗来说,病人的主观经验只是旁枝末节,必须根据所观察到的行为来给予治疗。*极端的行为主义观点,甚至就将行为等同于心理内涵。更进一步地说,描述取向的精神科医师所看重的是,病人和其他典型的患者之间是否相似,而非是否有差异存在。
相较之下,动力取向的精神科医师了解病人的方式,是试图找出每一位病人的独特之处——这位患者是如何有别于其他病人,因为他有着独一无二的生命故事。动力取向的精神科医师认为,症状和行为只是殊途同归的*终表现,是生物与环境致病因素经高度个人化的主观经验筛选过后的结果。更甚者,动力取向的精神科医师对病人的内在世界赋予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包括幻想、梦、恐惧、希望、冲动、欲望、自我形象、对他人的觉知,以及对症状的心理反应等等。
描述取向的精神科医师在遇到山边一个被堵住的洞穴时,会仔细地描述塞在洞口的大石块具有哪些特征,然而却不去考虑被石块遮蔽的洞穴里有些什么,认为既然无法进入它,所以也无从了解。相较之下,动力取向的精神科医师对于藏在巨石背后、洞穴的幽暗深处感到好奇,就如同描述取向的精神科医师,他们也会注意到洞口的纹理,但却是用截然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它。动力取向的精神科医师想要知道的是,洞穴的外观会如何反映出它的内在;令他们想要深入探究的是,为什么需要有一块大石头挡在洞口,以保护住洞穴的内在?
无意识
延续上述关于洞穴的比喻,动力取向的精神科医师会找出移开洞口大石头的方法,进到洞穴的幽暗深处,然后,或许是靠着一支手电筒,去照亮洞穴的内在。对于深入洞穴的探索者来说,不论是洞顶的凿痕、或者是洞壁上的纹路,都特别令人感到兴趣,因为它们泄露出这个洞穴的过往历史。从洞底流泄而出的涓涓细流,可能暗示着有一股来自脚底的地下水泉,正在施加压力。令动力取向的精神科医师特别感到兴趣的,是去探索洞穴的深度,它深入山壁到多远的地方?这个眼前的洞底真的是内部空间的极限吗?或者,这只是个“假洞底”,背后会通往更深的地方?
正如这个洞穴的比喻所提示的,可资定义动力精神医学的第二项原则,是这个关于心智的概念模型也包含了无意识的部分。佛洛伊德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无意识心理内涵: 一、前意识(the preconscious),也就是只要稍加移转我们的注意力,就可以轻易地在意识中被觉知到的心理内涵;二、无意识本体(the unconscious proper),也就是那些被审查的心理内涵,因为无法被接受,所以被潜抑而不容易在意识中被察觉。
综言之,无意识、前意识与意识这三者组成了佛洛伊德所说的地志学模型(topographicmodel)。佛洛伊德深信无意识之存在,是源自两项临床上所见的重要证据:梦和语误现象。从梦的解析可以发现到,孩童时期的无意识欲望,通常就是推动梦的力量,然而,梦的运作却会将欲望给伪装起来,所以要透过梦的解析才能分辨出这个欲望的本质。而语误现象所指的是那些说溜了嘴、“不小心”的举动,以及一时想不起来或是说错了名字或用错了词的情形。举例来说,一位打字员原本是想要打“母亲”(mother)一字,但却一直错打成“凶手”(murder)。这个所谓“佛洛伊德式说溜嘴” (Freudian slip)的概念,在今天已经变成了我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指的就是不小心在无意间泄露出某人的无意识欲望或感觉。佛洛伊德利用这令人困窘的意外,来说明潜抑的欲望浮现了出来,并且以此阐释出日常生活的心理历程,其实与精神官能性症状形成的历程,有其相似之处。
动力取向的精神科医师认为,症状与行为是用来反映出那些防卫着被潜抑的欲望与感受的无意识历程,正如同前面提到过的大石块,是用来保护洞穴内部、不让它们曝光一样。甚至,梦,与语误,就像是穴壁上的壁画一般,是一种在当下用来沟通的方式,不管这是一种象征式的沟通或是透过其他形式,而传达出有关被遗忘之过去的讯息。动力取向的精神科医师必须在这幽暗之域里从容自适地探索,而不致踉跄失足。
另一个无意识在临床情境下展现出来的主要方式,是病人在临床工作者面前所呈现的非语言行为。某些与他人链接的模式,在孩童时期就已经形成与被内化,而自动自发地、无意识地表现出来,变成了病人性格的一部分。因此,某些病人自始至终都显得很谦卑的样子,而有些却总是与临床工作者作对。这些与人连结的形式,和史奎所说的程序性记忆(proceduralmemory)密切相关,它们存在于意识、语言和叙事性记忆(narrativememory)的范畴之外。
在记忆系统方面的研究,已经大大地扩展了我们对病人在临床情境下之行为表现的了解。一个经常被提到与精神动力之思维有关的区分方式,是把记忆区分为(在意识中的)外显性记忆(explicitmemory)与(在无意识中的)内隐性记忆(implicitmemory),如图1-1 所示。
外显性记忆可以是概念式的(generic),与我们要去了解具体事实及观念有关,或是情境式的(episodic),与特定的自传性事件之记忆有关。内隐性记忆则与个体意识中不自觉的外显行为有关,其中一种内隐性记忆被称为程序性记忆,涉及操作技术的知识,例如弹钢琴与“如何”和他人产生社交性连结。被称作“内在客体关系”的无意识基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程序性记忆,会在各式各样的人际互动情境下一再地重复发生。另一种内隐性记忆在本质上则是属于关联性的(associative),是指在词语、感受、观念、人物、事件与事实之间的连结。举例来说,有个人在听到某首歌时莫名其妙地感到难过起来,其实是因为当初在刚获悉某位家人过世的消息时,收音机正播放着该首歌曲。
另一种把当代对记忆之研究成果(源自于实验室),和精神分析式思维(源自于临床观察)两者整合起来的看法,则是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将记忆分类。根据这种看法,内隐性/外显性两种区分记忆类型的方法,并不等同于陈述性/程序性(declarative/procedural)两种记忆分类模式(见图1-2)。把记忆切分为陈述性或程序性,主要是着重于各自所牵涉到的知识内涵:陈述性记忆与事实(facrs)有关,而程序性记忆则与技术(skills)有关;然而,把记忆分为内隐性或外显性,则涉及在陈述与/或提取知识内涵时,是否在意识中被觉知。
当某人回忆起八岁那年在体育竞赛中大获全胜时,这种知识内涵是陈述性的,而提取的模式则为外显性。相较之下,当此人进到老板办公室的时候,开始紧张焦虑起来,则是因为无意识中回想起早年和父亲相处的经验,但他却无法有意识地将他的焦虑与早年经验链接起来——这种知识内涵同样是陈述性的,但提取的模式却是内隐性(不被有意识地自觉到)。程序性记忆也可以是外显或内隐性的,防卫机制的运作正可以说明这两者的分野。如果还是同一位男士,同样在进到老板办公室时,因为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n)这个防卫机制而表现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则此种知识内涵是程序性,而表现模式为内隐性(不被有意识地自觉到)。在先前提到的情况下,当老板引发他与父亲互动的回忆时,这种关联启动了与过去之情景(episode)有关的焦虑、感受;当防卫机制介入时,又引发了一种程序(procedure),或可说是一种行为方式。陈述性记忆是一种“属于……”(“of”) 的记忆,而程序性记忆则是一种“如何去……”(“how”)的记忆。防卫机制也可以是在意识中自觉到,或是外显的,例如,当我们刻意将不愉快的感受逐出意识之外,以压抑这些不愉快感受的时候。
这种将大部分的心理状态都归诸于无意识的说法,常遭批评精神分析的人所质疑,但已广泛被实验心理学之研究文献所确认研究两侧海马体(hippocampus)都有损伤的个案时发现,要记住两件独立事件之间的关联性,对这些个案而言有极大的困难,但是他们的情绪反应却显示,他们其实能够在无意识中连结起这两个独立事件。在研究个案不自觉的情况下,把一些具有情绪或精神动力意涵的刺激传达给个案的时候,发现这会对个案许多的行为表现造成影响,尽管个案本身完全浑然不觉。大脑的事件诱发电位研究显示出,情绪性的字眼,相较于中性的字句,在脑电图上会引发出不同形式的阿尔发波(alpha waves)。在某个研究中,一群临床工作者分析了何种内在冲突会与病人的症状有关,他们发现,当挑选出反映这些内在冲突的字眼,并透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方法把它们呈现给病人的时候,那些在意识中与病人症状有关的字眼,相较于那些被假定在无意识中与病人症状有关的字眼,两者会引发不同形式的反应。
佛洛伊德曾说,人们会主动地忘掉不想要的过往经验,这一点已被*近的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研究所证实。这个历程和大脑前额叶皮质与海马体之间、新近被发现的交互作用方式有关(参见图1-3 )。当研究对象试图压制不想要的记忆时,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refromal)的活性增加,而海马体的活性则降低;同时,记忆被遗忘的程度可以用前额叶、大脑皮质与右侧海马体的活化程度来预测。
精神决定论
当我们声称症状和行为只不过是无意识历程的外在表现时,则触及了动力精神医学的第三项原则:精神决定论。这种精神动力式的取向是主张在意识中,我们其实是迷惘困惑的,同时被无意识所主宰掌控。我们日复一日看似自由作主,其实事实上我们远比自己所以为的更加受到限制。更扩大地说,我们只不过是按照无意识的剧本来演出的角色罢了。当我们选择结婚对象、职业志趣、或甚至休闲生活的时候,其实并非随机地作出决定,这些选择是被各种无意识的力量所形塑,而这些力量又彼此动态地交互作用着。
举个例子说明,有位年轻女性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发觉到,她之所以选择医学作为人生职志,其实是深受童年时期的生活事件与她对这些事件的反应所影响。母亲在她八岁大时因癌症过世,目睹这出悲剧的小女孩当时深觉无助与无力,而她后来决定成为一位医师,有一部分是被无意识的欲望所影响:希望藉此以重新主宰与掌控疾病与死亡。在无意识的层次,成为一位医师是试图要主动掌控那个被迫承受的创伤经验;而在意识的层次,她只是觉得医学很有趣、深深地吸引着她而已。
当人类行为明显表现出症状的时候,病人的自由意志受到限制的情形就更清楚了。当一位男性只能靠着幻想被一个浑身横肉的施虐者凌辱、才能藉由自慰达到高潮时,他已经失去了选择性幻想的自由。动力取向的精神科医师处理这些症状的方法,是了解到症状代表一种病人对无意识脚本的适应反应,而这脚本的编写是透过以下的混合体: 生物本能、早期的依附困难、防卫机制、客体关系与自体的困扰。简言之,症状行为代表着某些意涵。
行为的意涵很少像前面女医师的例子那样地直接了当,通常,一个简单的行为或症状同时有好几种功能,而且化解了许多种困扰。如谢伍德(Sherwood 1969)所指出:“佛洛伊德确信,行为的缘由同时是复杂(多重决定因素)且多样的(从同时有好几组必要条件共存可看出)。” 换言之,在某些时候,心灵内在某些因素的特定组合造成行为或症状,但是在其他情况下,这些行为或症状则是由其他多种致病因素所共同产生。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从精神动力的观点来看,人类行为可以定义为诸多彼此冲突矛盾之力量的*后产物,这些力量发挥出各式各样的功能,同时可以满足现实以及无意识里的需求。
精神决定论的原则,固然是个基本观念,但有两件事必须特别留意。首先,并非所有的行为或症状都是无意识因素所决定的。当一位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忘了太太的名字,这恐怕不是什么语误现象的表现。当一位罹患部分复杂型癫痫的病人,在癫痫发作的前兆中如同仪式一般地反复扣上及解开钮扣时,可能是颞叶的病灶引发了这个症状。动力取向的精神科医师所担负的职责,是去厘清哪些行为或症状可以或不可以用精神动力因素来解释。第二个要注意的地方,是曾有病人声称他们是无意识力量下无辜的受害者,所以他们一点也不想努力去改变他们的行为;然而,在精神决定论的概念架构下,人是有选择权的,即使意识的力量可能比我们所期待的要小,但在症状恢复的历程中,它却可能是关键性的要素。动力取向的精神科医师必须小心的,是那些诉诸精神决定论而一直处于生病状态的病人。
过去是现在的序曲
动力精神医学的第四项原则为,婴儿与孩童时期的经验,是造就成年后性格关键性的决定因素。套用华兹华斯简练的诗句,即:孩童为成人之父。( 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在病人谈及孩童时期的回忆时,动力取向的精神科医师会竖起耳朵仔细聆听,并意会到这些经验可能在当下的困扰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的确,以动力取向的观点来看,病因与致病机转往往与孩童时期的事件有关。在某些病例中,明显的创伤经验,例如乱伦或身体虐待,造成了成人人格上的障碍;然而更常见的情形是,长期且反复出现在家庭当中的互动模式,反而是更重要的致病因素。
精神动力的观点也考量到以下事实:婴儿和孩童是透过高度主观的筛选方式来感知周遭环境,有可能因此而扭曲了周围人物的真实面貌。同样地,有些孩子天生在体质上就很难带,不管他们的父母多么有能力。研究显示,新生儿会表现出几种不同的天生气质。有些精神疾病之所以会发生,有可能与孩子的气质和养育者的气质之间是否“适配”有关。一个极度躁动的小孩如果有位冷静沉着的母亲,则可能会变得相当不错,但若是遇上一位过度紧张的母亲,则可能会表现得很糟。这种“适配度”的模型架构,可以避免把孩子的精神困扰怪罪到父母或小孩任何一方身上。
对动力精神医学来说,孩童时期的发展理论永远是*重要的。佛洛伊德假设孩童在性成熟的路上,会经过三个主要的心性期,其中每一个(口腔期、肛门期与性器期) 都各自连结到身体的某个部位,佛洛伊德认为,这些部位就是孩童的原欲(libido)或是性能量所着重之处。当遭受到环境中的创伤,或是本身体质使然,或两者皆有的情况下,孩童可能会在发展上停滞于口腔期或肛门期,进而造成这两者持续到成人生活的固着现象。当遭受压力时,这个成人可能就会退化到更原始的发展阶段去,而显现出在那个时期用来满足原欲的心理结构。虽然佛洛伊德是根据成年病人在接受精神分析时的报告,而回溯性地重建出儿童期的发展历程,其后的精神分析研究者,则前瞻性地采取直接观察婴儿与孩童来详加研究。这些理论会在第二章里更详细地讨论到。
这种精神动力式的发展论点,近来被一般遗传化约论的风潮所挑战。人类基因体的解码是科学上的重大突破;然而,把基因体就等同于人性的这股趋势,却让人颇为不安。生命伦理学家艾力克•莫伦曾经强调,个人的身分认同并不就等于基因体的特征,同卵双胞胎虽然有完全相同的基因组合,但却是迥然不同的两个个体。所幸,这种化约论的风潮已经有所收敛,因为已有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强调基因会不断地与环境交互作用,DNA不能决定我们的命运。就如罗宾森所说: “我们现在研究基因的深入程度,已足以将‘先天还是后天’的这种争论抛在脑后。事实很明显: DNA是遗传而来的,同时它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矛盾的是,当代的遗传研究与关于大脑可塑性的研究显示出,在人的一生当中,基因不断地受到环境讯息的高度调控。个体的遗传体质不只会影响到他(她)所得到的教养方式,来自于成长环境中父母和其他角色对个体发展历程的影响,也会倒过来左右基因体所转录出来的讯息。皮质、边缘系统与自主神经系统之间的神经键结,会因为发展中个体的独特经验而形成相应的神经回路,由于刺激与环境会造成情绪与记忆两者之间产生固定的键结模式,所以如此一来两者就连结起来了。这种发展的模式常被总括为:“一起被启动的神经元,就会连结在一起。”
关于灵长类动物的研究,*能呈现出环境作用可以压过遗传体质的影响。苏厄米研究发现,由母猴所抚育长大的幼猴群中,约有20% 的幼猴在与母猴短暂分离的情况下皮质醇与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浓度会升高,同时也会出现忧郁反应与正肾上腺素代谢增强的情形,这种易感的个性似乎是遗传而来的。然而,把这些天生易感的幼猴交给猴群中特别具有母性的雌猴来抚育时,这些幼猴的分离焦虑消失了,*终还一跃成为猴群中的领导阶层,这暗示着,这些“超级妈妈”可以将这些幼猴与生俱来的敏感性,导向具有适应性的方向,而让它们对社会信息的灵敏度远高于其他猴子,同时,它们对于这些信息的反应方式也使得它们更具优势。
自然环境中的恒河猴群里,约有5%到10 % 的猴子在和其他同类互动时,显得非常冲动、横冲直撞与过度具有攻击性。恒河猴的基因和人类基因的相似度达95% ,和人类一样,它们的冲动攻击性也与血清素系统活性的指标有所关联,在脑脊髓液中的5-HlAA浓度,与冲动攻击性之间,呈现反比的关系。然而,产生冲动攻击行为模式的先天倾向,可以显著地被带有社交依附关系的早期经验所调控。那些由同侪所抚养长大的猴子,和由母猴养大的猴子相较之下,脑脊髓液中5-HlAA的浓度始终呈现较低的情形。
血清素运转子基因(5HTT),在启动子(promoter)区域呈现一种基因长度的变异性,造成5 HTT的表现有种对偶基因上的变异。相较于“长型”对偶基因(LL),“短型”对偶基因(LS)会造成5HTT启动子的转录活性较低,而5 HTT 较不活跃的表现则导致血清素系统功能下降。班奈特等人发现,由母猴养大的猴子,其5-HIAA浓度不随5HTT本身的功能状态而有所差异,但是对于由同侪抚养长大的猴子来说,对偶基因为短型(LS)的猴子,与长型(LL)的猴子相比,脑脊髓液中5-HlAA的浓度明显较低。因此,由母猴养大的经验,似乎可以抵消掉短型对偶基因(LS)对血清素代谢的不良效应。相反地,由同侪带大、且为短型对偶基因(LS)的猴子,与同样由同侪带大、但为长型对偶基因(LL)的猴子相较之下,冲动攻击性显然高出很多,后者的冲动攻击性则与不论长型(LL)还是短型(LS)对偶基因、均由母猴带大的猴子相差无几。这再一次显示出,母亲抚养的经验真有缓冲、抵消的效应。
脑脊髓液中5-HlAA浓度比较低的恒河猴,在所谓“快乐时光”的情境下,由实验者提供酒精浓度7% 、具有甜味的饮料时,会喝下较多的酒精饮料,此时,母亲抚育经验的缓冲效果,更是惊人地反映出环境因素对基因的影响程度。由同侪带大且为短型对偶基因(LS)的猴子,比长型对偶基因(LL)的猴子喝下更多的酒精饮料;但在由母猴带大的猴子当中,情况却刚好颠倒过来,反而是短型对偶基因(LS)比长型对偶基因的饮酒量来得少。研究者结论道,在早年抚育经验不良的猴子当中,短型的5HTT基因极可能会造成精神病理的产生,然而,在早期与母亲之间有安稳依附关系的猴子当中,同样的基因型却可以增加猴子的适应能力。
在一系列的研究中,米内与其同僚证实,那些特别照顾幼鼠的母鼠,在抚育幼鼠的时候更常表现出帮忙理毛与舔小鼠的行为,会使得它们的幼鼠终其一生免于压力的不良影响。这种轻舐小鼠与帮忙理毛的行为,可以使小鼠调控类皮质糖受体的基因表现出更高的活性,连带地也压抑了某些调节肾上腺皮质激素促泌素的生成基因。更令人诧异的是,这些由常常理毛与轻舐小鼠的母鼠所养大的雌性小鼠,在长大之后,本身也常常表现出同样帮小鼠理毛与经舐小鼠的行为;而由较少出现舔舐与理毛行为的母鼠所生下的小鼠,如果是交给较常有这些行为的母鼠来抚育,则这些小鼠日后也会经常表现出帮忙舔舐与理毛的行为,这种母职行为会一代传一代,但是老鼠的基因体本身并不需要有什么改变。因此,这种传递现象通常被称为非基因层次的修饰或编排作用,是与DNA的甲基化(methylation)程度之变化有关。
许多上述这些有关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动物研究,在人类身上也得到同样的结果。动物研究的结果显示出基因的表现要透过某些特定环境因素的影响,但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内才有作用。研究者也在人类身上发现类似的现象,就是人类的发展也有关键期,与脑部成熟的过程中产生重大结构改变的时间点有关。举例来说,布雷门等人发现到,曾在童年时期遭受身体或性虐待的成年创伤后压力疾患患者,与配对的对照个案相较之下,左侧海马体体积有缩减的情形,也就是大脑发展进入稳定期之后才产生创伤经验时,可能会造成一种退化现象,使得神经功能与结构退回到较早期的形态。
在本书第十七章中将会谈到,瑞斯等人曾给发现,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会使原本已有遗传易感性的个体,表现出反社会的表现型行为。同样地,害羞胆怯的特质,也需要环境刺激作用在遗传的易感性之上时,才会表现出来;至于社交畏惧症,也可能有相同的情况。在第九章中将更完整地讨论这种现象。
冯纳基等人的论点,更使得这种基因-环境的交互作用益发错综复杂。他们认为,孩童所体验到的周遭环境刺激,在从基因型(genotype)到表现型(phenotype)的过程中,扮演着有如过滤器的角色。他们提出以下的理论,认为孩童理解社交环境的方式,是基于与照护者之间依附关系的特性,然后再形成自己与他人的内在表征,之后再对基因*终如何表现产生极大的影响。换句话说,消化与理解在社交环境中发生了什么事,可以有助于判定某个特定的环境事件是否会造成创伤、以及是否会导致长期的致病效应。作者们也提供了初步的资料来左证他们的假说。